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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丽婷是临一机的家属，她丈夫蔡越是临一机的老工程师，所以她过去就知道一些有关机床制造的知识。这些年，她的地位高了，对于各行各业的事情都更加关注了，在家里的时候，没事也会向蔡越打听一些有关临机集团的事情，所以德格拉夫说的这件事，她还真能说上一二。

    临机出口美国的机床，精度要求很高，因此许多部件的制造都必须在高标准厂房里完成。这种高标准的厂房，要求达到恒温、恒湿，屏蔽各种震动，选址、设计、建筑材料等都非常讲究。

    比如说，黄丽婷知道临机有一个精密加工车间便是建在郊外的山里的，藏在20米深的地下，机床直接固定在花岗岩上。建设这样一个车间，不算设备，光是土建的投入就要以千万计算。

    东南亚、非洲等地，倒也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来建这种高标准厂房，但把这种厂房建在那些地方，实在有些浪费。当地的电力供应、水质、工人素质等难以保证，你在那里放一个高标准厂房又有什么用呢？

    黄丽婷说的这一点，德格拉夫当然也是懂的。他们的高端机床配件，同样是在高标准厂房里制造出来的，他岂能不了解这个问题。听到黄丽婷的话，他摆着手说道：

    “不不不，黄女士，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并不是说要求他们在非洲生产这些机床，只是请他们在非洲完成这些机床的装配就可以了。我们把机床配件发送到非洲，相当于这些机床是在非洲制造的，这样就不违反欧盟的禁令了。”

    “你确信可以这样做吗？”黄丽婷问。

    “我确信，事实上，这是一种很常规的操作。”德格拉夫说。

    黄丽婷说：“我需要先问一下我的朋友，看看他们能不能接受这种做法。如果他们能够接受，我想这样一种合作方式是可行的。”

    “完全可行！”德格拉夫恨不得给黄丽婷赌咒发誓了。

    黄丽婷微微一笑，说道：“我也希望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如果这个方案可行，那么关于赫格曼配件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再商议。”

    德格拉夫和卢奥托带着满腹的委屈回去了。他们与临机等一干中国客户签了秘密协议，承诺向这些公司的海外工厂出口欧盟禁售的机床配件，用以制造向美国出口的中国品牌机床。

    这些年，临机等一些大型机床企业都在海外建了生产基地，开辟一个车间专门用于组装出口机床是很方便的。要规避诸如“原产地原则”之类的规定，大家都是熟手了，只要双方配合默契，钻政策空子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

    作为交换条件，黄丽婷以及其他几位刚刚收购了欧洲机床配件企业的商人答应会适当提高几种国产化欧洲品牌机床配件的价格，给赫格曼留出一定的竞争空间。至于说彻底不生产和销售这些欧洲品牌配件，那是不可能的，大家收购企业的时候也是花了钱的，总不能让这些企业闲着吧？

    德格拉夫他们还没回到欧洲的时候，塔兰特的几位高管也到了中国。在同样经过了一番挣扎之后，塔兰特也与中国机床企业签了城下之盟，用以换取在中国市场上的喘息机会。

    赫格曼与塔兰特这种打政策擦边球的做法，岂能瞒得过博泰等一干机床企业。博泰等企业气势汹汹地上门兴师问罪，得到的是赫格曼和塔兰特的强硬还击。

    这两家配件公司声称，要维持对中国的配件禁令也可以，自己在中国市场上损失多少，要由各家欧洲机床企业全额弥补。

    博泰等公司哪里愿意当这个冤大头，谈判无果，便把赫格曼和塔兰特都告到了欧盟的仲裁机构，要求欧盟对它们进行惩罚。

    欧盟此前在各家机床企业的要求下，对赫格曼和塔兰特下了禁止向中国出口某些配件的限制令，已经算是给了这些机床企业面子，也着实地得罪了赫格曼和塔兰特。赫格曼和塔兰特也不是完全没有背景的企业，它们同样有自己的游说能力，所以欧盟做事也不敢做得太绝，凡事还是要讲讲平衡，岂能不依不饶地对赫格曼和塔兰特下死手？

    收到博泰等公司的投诉，欧盟安排了一个工作小组进行调查，以确认赫格曼、塔兰特两家公司向中国企业的海外工厂出口产品是否与欧盟此前的禁令相抵触。这种事情，原本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工作小组的几位官员和专家积极性不足，在调查中便采取了一个拖字诀，既不说博泰它们的诉求不对，也不说赫格曼、塔兰特的做法不妥，今天发一个质询函，明天开一个听证会，轻轻松松地便把事情拖了一两年时间。

    结果，没等解决问题，最早提出问题的博泰公司先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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