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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向上面望去，当我慢慢将视线移到面罩额头部位的时候，不由得目瞪口呆、如坠冰窖，浑身战栗、如同筛糠，在面罩额头正中之处，平平整整，光滑亮洁，不要说枪眼，就是连一个划痕都没有！

    我后退了几步，摇着头，嘴里喃喃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一定是赝品，一定是赝品！”伊格尔伸手扶住我，问道：“肖先生，你怎么了？”我抓住伊戈尔的手臂，缓了缓神儿，呆立良久，才回头对伊戈尔说：“今天就看到这里吧，我有些不舒服，你先回去！”伊戈尔并不放心，一直将我送回住处。整整一个下午，我坐在房中，脑中乱成一团。

    如果面罩上没有枪眼，我们最后所有的推论就全部作废，事情又一次回到起点，而且，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枪伤专家的权威检测报告，如果是这样，这个枪眼就一定是在戴上面罩之前留下的，既然如此，难道是……我不敢再往下想。

    冥思苦想了一个下午，我所能想到的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我所见到的这个面罩是赝品；第二，面罩经过了后来的人工修补。我觉得这两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我需要证据。

    当天晚上，我给伊戈尔打电话，通知他明天再陪我走访一次展会组委会。第二天上午，我们又一次拜访了展会组委会人员，但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这一件展品，并不是仿制品。

    又花了几天时间，我们辗转打听到捐献这件文物的伊凡诺夫老人。非常凑巧，老人就住在莫斯科近郊。当天下午，我让王元林帮我找了一辆拉达，伊戈尔陪我驱车几十公里，终于按地址找到了这位老人，但是，老人的回答，依旧是斩钉截铁地否定。

    按照老人的回忆，这件文物是老人八岁的时候，也就是一九三四年秋天，他父亲从一个古董贩子手中购得，老人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他们得到这件面罩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样子，包括左耳部分的破损，但他们一直保持面罩的原样，未曾修补过。

    我绝望至极，完全不知道究竟该再往何处去，如果赵颖在旁边，我也至少有个人再商量商量。想到赵颖，我又忽然想起，后天就是四月二十日，“诅咒”的最后期限，我浑身如筛糠一般。回去的路上，我抖得不能开车，幸亏伊戈尔有驾照，一直将我送回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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