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3000年的中国_第六节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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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西南

    雪域山脉向东向南的延伸，形成一系列绵延的高山，高山之间是无数的河流，其中有一些属亚洲最大的河流之列；这些山和谷的海拔都远高于中原地带，但明显低于雪域。这片地区覆盖了今天云南、贵州、广西的西部和北部以及部分四川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南地区，从地理空间上可以视作“赞米亚”地区的一部分。高山大川导致了赞米亚地区地理空间的极度破碎性，也带来一系列政治与社会特性。

    赞米亚地区因地理的破碎，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农耕经济区，从而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生发地，只能成为文明的传播地。这片土地离轴心文明帝国的统治中心有相当距离，而且当地的道路极其难行，人口稀少，一般来说税收的成本会大于税收的收益，轴心帝国的统治向这里扩张的成本也相当高。因此在近代以前，中原帝国长期对这里保持一种比较松散的“羁縻”，这就使得当地类似于草原一样，保持着相当的源初自由。

    西南地区的居民，有两种来源，一种是长期居住当地的土著，一种是在中原帝国的扩张压力之下逃入深山的人群。两种人群因应着当地的地理特征，都发展出一种斯科特所称的“逃避的社会结构”。他们发展出尽可能分散、流动并且抵制征收的生存策略，其社会结构也适合分散、裂变和重组，他们展现给外部世界的印象是杂乱无章的生存形态，没有固定的形式。当官僚制社会尝试对其进行统一管制时，却发现在制度上没有明显的进入途径。平原上的人群和山地上的人群代表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政治领域，一方是集中和均质的，另一方则是分散和异质的，但是每一方都在变化，而且每一方的人口构成中都有在不同时间内陆续从对方拉过来的人力资源。

    这样一种地理、社会、政治结构，使得在前近代时期，任何基于官僚和税收的统治都无法成为可能，无论这种统治是来自外部，还是内生。相应地，外部世界中渴望逃避帝国统治的人，也会进入大山，与当地人共同生活，并逐渐同化。在斯科特看来，赞米亚地区的山地社会，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特的家族世系的实践、家族谱系的推算、地方领导模式、家庭结构等等，甚至包括识字的程度，这些都不是先天的特征，而是经过有意的调整，以便能够成功地躲避国家统治的整合。

    因此山地社会有了可以不断变化流动的认同方式，并形成相匹配的权利组合，为了躲避官僚系统的统治，可以迅速地调整自己的生存样态，改换居住区位，社会结构分散而又自主，却仍然能够保持自有的生存策略与社会合作机制。如此一来，当地便形成了极大的文化多样性与族群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带来了很有趣的结果，就是隔着一座大山，即便仅有几十公里，可能彼此之间完全不认同，但是沿着特定的山川峡谷顺流而下几百公里，仍然可能有认同关系存在，这也带来了独特的文化传播路径。赞米亚地区的高山大川形成了极大的生态差异性，外部世界难以进去垦殖乃至改变当地生态，由此这一地区便成为人类极为珍贵的文化与生态多样性的宝库。

    在如此高度破碎且又极具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当中，理性主义的信仰结构无法存在，因为它需要有比较稳定而又有组织性的教会结构存在，才能不断地自我再生产。赞米亚地区最流行的信仰结构便是万物有灵式的萨满教。极大的生态多样性，使得这种萨满教可以有着丰富的内容，并形成一系列独特的禁忌，以维系当地脆弱的生态平衡。对于萨满教的信仰，也使得具有独特个人魅力的卡里斯玛型人物，易于成为当地的领袖。

    西南地区大山林立，其地质运动过程当中形成了丰富的矿藏。对于帝国政府来说，尤其有兴趣的是当地蕴藏的可用于铸币的各种金属。从元代中期开始，云南的银产量便冠于全国，直到清后期；明代，云南的铜矿又发展起来；清代，云南铜矿和贵州铅矿形成大规模开发，向内地大规模运输。由此，帝国政府便有了对西南地区进行直接统治的需求，在雍正朝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大量汉人为了开矿而向滇、黔地区移民，为帝国在当地设置流官时所需的税收财政奠定了初步基础。

    但是，帝国政府的政策改革无法取消地理约束所带来的政治效应。西南的总体经济机会有限，所以汉人向西南移民的总数也是很有限的。流官由移民身上所获得的财政规模始终不大，从土著身上能够收到的税赋则成本高昂，甚至向其收税经常会充满危险，因此流官无法拥有向下贯彻其统治意图的基层官员。以黔西北的彝族地区为例，社会基层的原住民仍然认为地方的土著首领才是自己的统治者，帝国的流官反而缺乏权威，各种征徭与命盗案件，只有委托土目，才能顺利处理。帝国对于西南地区的直接统治，仍然只局限在若干个点和线上，无法覆盖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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