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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就是，让经济的回归经济、社会的回归社会、政治的回归政治、法律的回归法律，中国社会自会内生性地涌现出各种可能性，带给我们各种想象力。此时便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而被改变了的世界经济秩序，作为外部约束条件，也约束着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改革方向；中国在这里面有着巨大的机会，也必须有意识地担负起巨大的责任。

    二、世界秩序的失衡与金融危机

    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崛起，这个过程也造成了全球秩序的严重失衡。由技术变迁导致的秩序失衡乃至政治变迁，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并不新鲜；但就技术变迁所致的失衡样态及可能的解决之道而言，这次与历史上又有很大不同。

    大航海与远洋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进程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通过三角贸易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发生了工业革命，从而一举站到了全球的最高端位置。工业革命让人类获得从未梦想过的经济发展速度，人类财富极大增加，社会结构急剧变化，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滚滚而来的财富的分配问题遂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财富分配虽然很不平等，但是拥有财富的贵族，其财富上附有很多社会义务，穷人因此能够分享到财富的好处，社会不至于产生撕裂。但是工业社会当中，现代法权意义上的财产权建立起来，财产上附着的社会义务都被剥除，穷人因此丧失了在过去的时代所能获得的财富使用之分享机会，于是社会开始产生了阶级对立，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到发生社会革命的地步。社会主义的理念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浮现出来。

    但是，西方社会的分配问题，在19世纪并不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而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解决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技术创新、工业革命，它们使得经济发展的效率变得更高，并且西方世界对外征服的能力也变得更强，让西方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可供内部分配。财富分配的主要途径不是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而是通过技术革命拉动出新的产业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人阶级便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当中，蒸汽机的发明，让采矿业和冶金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拉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拉动了远洋贸易的发展等等。或者，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内燃机的发明，拉动了汽车产业的发展，橡胶业、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公路建设的发展，等等。如此一来，创新部门可以在此过程中获得超额利润（依照熊彼特的“利润”概念），而其他被拉动出来的部门至少也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西方社会滚滚而来的新财富的分配问题因此获得解决。至于非西方世界因此所产生的分配问题，以及政治与社会动荡，则在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与征服当中，被压制住。这一压制过程，反过来也激发了非西方世界的自我意识与革命精神，方才有了一战之后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

    二战之后，西方世界又发生了以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继续用创新的办法来拉动新的产业，全球化的进展可以给它们提供更大的市场，所以它们会是全球化的鼎力支持者。而非西方国家在“中心、边缘”的格局下，并未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很多的收益，所以对于全球化并不热心；这些国家在全球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常是矿业、种植园等第一产业，往往处在一种飞地经济状态，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比与本国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会在非西方国家的民间社会引发较强的反全球化冲动，这是左翼政权在这些地方一直很风光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变化。西方世界进入到了又一轮的创新周期，这一次的创新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工业技术创新的阶段，而进入到一种不太容易清晰进行产业划界的创新，诸如苹果、谷歌、脸书、特斯拉等模糊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界限的产业创新。此种类型的创新，在观念层面的创新远远大于生产层面的创新，因此必须能够迅速地用各种全新的创意来不断地否定自己的既有创意，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过程，并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崛起。此轮创新经济带来了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结果：它仍然能够拉动大量的产业发展，但是被拉动出来的产业并不在本土，而是在中国。这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却并未让西方本土的工薪阶层同样受益。因此，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复苏，被前任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詹称为“失业型复苏”，尚属有力的增长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

    创新经济本身的超额利润仍然存在，西方国家的经济从宏观数据上看仍然很漂亮，但是仔细看其内部的分配结构，会发现社会的贫富分化正在拉大。据统计，排在美国前1%家庭的收入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在1976到2007年间，从8.9%上升到23.5%。方社会的精英阶层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继续大量获益，通过在全球寻找工业生产的成本洼地，本土的创新经济源源不断地获得动力；而草根阶层无法参与到这种财富的分配当中去，甚至不断地有受损感。可以说，这一轮创新所带来的社会不均衡，大不同于以往的几次创新，它大概很难通过衍生出来的产业拉动的方式，在西方国家内部通过经济途径完成财富分配上的再均衡。

    既然经济手段不奏效，政治手段就会被提上台面，以对冲掉经济过程所带来的问题。这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曾谈到过，工业革命之际，西方国家的保守力量如何通过政治和社会手段来对抗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失衡问题。可以说，正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19世纪的共同作用，才有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欧洲发展；自由主义发展经济，保守主义保护社会，两者保持着恰当的均衡，现代政治当中的“权利”才得其正。但两种“主义”得以良性均衡，以经济发展在本国有普惠性为前提，当下这一次创新经济的问题，其普惠性不发生在本国，于是政治对冲手段的结果便走上了一条扭曲化的路径。这是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背景。

    美国的政治对冲经济的过程典型地呈现了这种扭曲性。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为了让本国低收入者的处境看起来不那么糟糕，努力推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低收入者的信用资质不佳，政府便推动早在1930年代大危机时期就成立了的房利美、房地美等旨在帮助穷人获得住房抵押贷款的公司，帮助这些低收入者获得次级贷款；“两房”则将这些风险系数相对较高的次级贷款打包并证券化后出售，完成融资过程。由于“两房”发行的次级贷债券有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担保，相当于联邦政府对其做了隐性的政治背书，高风险的次级贷于是披上了一件低风险的外衣，吸引本国与外国的各种机构与投资者大规模购买，风险随之弥散。可以看到，政治的逻辑于此扭曲了市场的逻辑。出于改善底层民众状况的考虑（底层民众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票仓，选举考虑与道德考量在这里混在了一块），政府做的隐性担保扭曲了次级贷债券的市场价格，不当地放大了风险。这里的风险还在于，整个融资机制都以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处于上行曲线为前提，一旦房价下跌，整个融资机制便会破掉，这近乎是个庞氏骗局。实际上，不只美国，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也鼓励居民负债消费，发达国家的居民融资需求，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操作，转化为一系列的债券售出。

    这些债券最重要的海外大买主便是世界头号外汇储备大国中国。中国依托全球产业格局变迁而获得经济崛起，这种经济逻辑意味着它必须是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很多其他新兴国家也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其成长依托于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的需求，但这些新兴国家规模相对较小，其出口容易被外部世界所吸收，不会引起严重的经济失衡；中国的经济规模则太过庞大，它的出口导向必定意味着外部世界会遭遇严重的经济失衡。为此，中国通过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其中部分不得不用来购买西方国家的债券，为其融资，以便使其对中国的出口拥有持续的消费能力。如此规模的外储流入债券市场，更加压低了西方国家的利率，使得美国的房价保持上行状态，欧洲的借贷消费看上去日子还不错。但是这进一步扭曲了那些债券的市场价格，风险被继续放大。积累在一块的风险最终爆发了，形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各国在内政层面尝试的政治对冲多半失败，在没有一个超国家的国际框架来对冲掉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西方国家转向了在外交层面上的政治对冲，力图通过某种自我隔离来解决失衡困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曾经是全球化大力推动者的西方国家，近期却陆续走上反全球化的路径，无论是英国退欧，还是美国特朗普上台，再及欧陆国家极右势力的抬头，都是例证；而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的新兴国家，则成为全球化的大力疾呼者。这在十几年前都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三、“不可能三角”与世界秩序

    1.“不可能三角”的逻辑

    西方国家力图在深度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国家政治手段来对冲经济问题，过程中的一系列政策变迁与纠结，正反映了一种“不可能三角”的逻辑。

    “不可能三角”先是在货币理论方面被人讨论。克鲁格曼在蒙代尔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管理者们有三个目标。他们需要灵活的货币政策，以应付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威胁。他们需要稳定的汇率，使商业活动不至于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他们还需要让国际商业活动自由进行，特别是让人们自由地买卖货币，以维持私有经济的精髓。……各国不可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目标，它们最多可以达到两个目标。”也就是说，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成。罗德里克则将其适用范围进一步拓展，提出了世界经济在政治上难以三全其美：“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如果我们想要超级全球化和民主制度，我们就要放弃国家主权。如果我们想要保住国家主权，也想要超级全球化，我们就必须放弃民主制度。如果我们想要将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要和超级全球化说再见。”

    这两种“不可能三角”的三条边，都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种要素：内部秩序或说特殊性（货币政策独立性/民主政治），外部秩序或说普遍性（资本自由流动/超级全球化），内外关系或说内外界面（汇率/国家主权）。内部秩序的基础是国家政治结构，外部秩序的基础是世界市场，内外关系则呈现为政治行为的经济效应，或者说经济活动的政治约束。全球化以世界市场为单位来形成资本的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超级全球化对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会影响到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情况。民主制度下选民会要求调整分配，结果势必要以国家政治的手段来反制全球化；如果不愿放弃全球化，则势必要以国家政治的手段来压制民主诉求。政治秩序的单位（国家）与经济秩序的单位（世界市场）天然地不一致，于是人们在这三种要素中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另一个只能听任其发展。因为任何一个要素的调整，都会影响到其他要素的均衡关系，它会在第三要素方面产生非预期后果。“不可能三角”因此也呈现出经济与政治的深刻内在关联。

    要同时有效调控这三个要素，除非是建立起一个普遍帝国秩序，政治与经济的单位合一化，届时也就无所谓内部秩序、外部秩序之别了，但这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本是不可能的，并且很可能是不可欲的。罗德里克谈到，普遍帝国的方案（他称之为“全球性治理”）是选择民主制度和超级全球化而放弃国家主权，但其合理性很成疑问。因为世界各国的不同点太多了，很难把一套共同的规则硬套到它们头上，即便这一规则是由民主方案产生的；为了在民主过程中获得正当性，全球性治理只能是一种大家都能同意的最低标准，这种标准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有行动能力的，也就意味着不会再有人负起治理的责任。

    所以，“不可能三角”提示着人们，人类的政治努力（国家）面对普遍的自生秩序（市场）必须有所节制，知道主动的政治行为的极限何在，否则便是封闭了任何秩序的可能性；想要同时达到三个要素的努力，不是理性的勇气，而是意识形态的狂妄。政策乃至国家基本战略的制定，在这个意义上就会体现为，决定在这三个要素当中选择调控哪两个要素的组合，而坦诚地接受第三个要素的意料外后果。政策乃至国家基本战略的调整，会体现为对选定组合的调整，这可能是重构组合，也可能是重新设定选定要素的政策权重，以寻找政治的集中秩序与市场的自生秩序之间新的均衡关系。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没有哪个要素的逻辑将被贯彻到极致，相反人们政治博弈的过程会决定某要素的逻辑会被推进到多远，这就是要素的政策权重。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现实能够成立与运行的世界秩序，应该是有一套超越于各国之上的普遍规则框架，因为在各国经济都已融入世界市场、没有谁能自外于此的情况下，超国家治理是必需的；普遍规则的执行力则基于若干超大规模国家的支持，因为国家才是拥有国际行动能力的真实载体；超国家规则框架的内容，会随着诸国（尤其是大国）基于内政需求所做的政策调整，而缓慢演化。这是一种有限全球化，它既有着对于普遍规则的追求，又承认普遍规则本身的有限性；它有着对于国家主权的接受，承认国家主权的正当性来源于内政的民主性，又要求对国家主权形成某种超越；至于这种超越的具体意涵，也会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被缓慢地演化出来，它必须面向未来开放，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空间。

    主权不被承认，则世界秩序将落入虚妄；主权被过度强调，世界秩序也将落入虚妄。“不可能三角”中的三种要素都是理想型，真实的历史则是这几种理想型要素的妥协。罗德里克称此为一个轻量级的全球化，认为这会将布雷顿森林体系（他称之为“布雷顿妥协”）以某种方式再现。

    2.凯恩斯的预言

    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国际治理模式的最初构想，来自凯恩斯对巴黎和会的反思，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当下会大有帮助。

    凯恩斯曾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在会议中途他知道了几大强国的巨头们决定让德国承担巨额战争赔款。他清晰地看到，这样的决定将给欧洲带来一种黯淡、可怕的前景，便决定“逃离这场噩梦”，中途离会。和会后不久，他完成了一本重要的小册子《和约的经济后果》。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逐渐走入了深刻的全球化。到一战前，整个欧洲再加上美国，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共同经济区，各国在经济层面上有着极其深刻的相互依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凯恩斯指出，《凡尔赛和约》通过巨额赔款从经济上彻底毁灭德国的企图，将导致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遭受重创。此外，该条约还包含着深刻的自相矛盾。如果希望德国支付赔款，则必须容许它大规模出口以便获得支付能力；但是德国的大规模出口所挤占的正是战胜国的市场份额，德国越有赔款支付能力，战胜国受到的市场冲击就越强，到德国赔款支付完毕之日，也就是战胜国灭顶之时。那么，战胜国只能寄望于德国没有出口能力，但这就不可能获得赔款，对巨额赔款的要求，便只剩下对于德国的羞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此缠杂不清自相矛盾的和约，不可能带来和平，而只会带来新的战争，带来西方文明世界的倾覆。凯恩斯在小册子中的可怕预言，为随后二十年的历史所证实。

    为何和会上的巨头们看不清凯恩斯所预言的这些前景？在协约国彼此之间的三角战债的压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各国因为内政的变化而对“不可能三角”当中诸要素的权重做了巨大调整。在这一场全球化刚刚开始推动之际，欧洲国家都还不是民主国家，全球化对各国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会在诸国政府的对内政治压制下被承受过去；但这种压制不是无限度的，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工人阶级对经济，从而对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各国陆续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对于民主制度以及国家主权的过度强调，只能以牺牲全球化为代价。大众政治大大压缩了政治领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转圜空间，也压缩了他们的秩序想象的视野。

    凯恩斯如此评述战胜国四强的首脑：“战后赔款是他们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议题，而他们把赔款作为一个神学问题、政治议题和选举手段来解决，他们从各种角度来看待这一议题，但是恰恰漏掉了他们所掌握的各国经济未来这一角度。” 作为神学问题的赔款问题，实际上就是大众政治下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另一种表达；全球化被牺牲，意味着经济被牺牲，但已经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脱离于世界市场运转。故而新的政策偏向必会受制于“不可能三角”的逻辑，将令各国的民主政治反噬自身，最终导向新的战争。

    和约蕴含着可怕的前景，人们却犹然不觉。为了克服和约带来的危险后果，凯恩斯提出一系列补救办法。他提议，应该提高国联的作用，在其框架下成立一系列超国家的机制。赔款委员会应当取消，如果仍有职责需要它来执行，则应放到国联下面作为其附属机构存在，其中应该包括德国和中立国家的代表，从而，德国赔款对于欧洲总体经济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可以在一个超国家的机制中获得考虑，这是赔款不至于拖垮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前提。还应该成立一个协调欧洲内部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委员会，也置于国联框架之下，欧陆国家以此协调自己的工业运行。凯恩斯又提议应当在国联框架下成立一个自由贸易联盟，联盟的国家不能对其他联盟成员的产品征收任何保护性关税，以此使得国际贸易秩序运行在一个超国家的普遍规则架构下。要做到这一切，还要使饱受战争折磨、储备严重不足的欧洲国家能够从沉重的战争债务中摆脱出来。为此，凯恩斯建议协约国之间应该完全取消债务，相应地，美国也应该取消协约国所欠的债务，以使协约国糟糕的财务状况能够得到喘息机会。从商业角度来说，借贷当然应该追讨；但英美不应将战债视作一种商业贷款，而应看到其政治性，故而放弃追讨并不伤害商业正义。在此之外，还应成立一个提供国际贷款的机制，欧洲所有交战国，无论是否曾经敌对，都应同样地有机会从这里获得购买外国产品的信用。相应地，还要有一个国际保证基金，以此来整顿各国的通货，稳定汇率。

    这一系列政策建议，相当于提前二十余年勾勒出了类似于马歇尔计划，欧洲煤钢共同体，以及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原型。通过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和欧洲煤钢委员会，来为超国家的经济治理寻找到一种政治安排；通过美英两国免除战债，来换取其在国际经济组织当中的影响力，成为全球治理的执行力所在。凯恩斯拥有一种超越国家政治的普遍视野，又将其构想的普遍秩序落实在主权国家的框架上，以回应民主政治的要求。在凯恩斯后来对央行货币政策和对就业问题的关注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这种内政考虑，他所构想的是一个以主权国家的多元共存为基础，诸国融洽于一个共生秩序当中的结构；各国之间有着共享的国际规则空间，但也有各自独立的政治空间，从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是一个无缝平滑过渡的连续空间结构，而是一个“断点连续”的空间结构。对于“不可能三角”的三条边，凯恩斯都呈现出一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可惜，当时的世界仍然沉浸在民主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喧嚣当中，无人真正理睬凯恩斯的这些建议，它们要到二战后才为人们所重视。

    拉詹曾回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经济秩序，魏玛德国在1920年代从国外大量举债以维持国内的消费繁荣，缓解困扰本国的潜在社会矛盾；如果没有美国借债让德国保持经济活力，德国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可能造成威胁整个欧洲的严重问题。但是美国和德国之间金融关系的政治基础十分脆弱，因为两国都没有为这种资本流动的潜在政治含义做好准备。美国不愿意为德国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而德国商品出口正是德国偿还债务的手段。同时，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政府措施来缓解德国在经济上的困境，德国不愿意也不能够做出偿还债务所必需的牺牲。在没有凯恩斯所设想的国际治理机制的情况下，各国受制于民族主义激情，在正常时期的合作基础都很脆弱，在危机时期更走向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世界最终跌入可怕的深渊。

    在国际秩序当中，经济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块的，经济行为从来都有深刻的政治含义，政治决策亦有深远的经济后果。“不可能三角”要求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的抉择必须保持有节制的分寸感，一种超国家的政治经济治理秩序也因此而成为必须。对大国在这方面的要求会尤其高，因为一方面，大国是国际治理之所以获得行动能力的基础，另一方面，大国因其政治经济体量巨大，在这种普遍治理当中的利益相关度也是最高的。

    中国的经济崛起所带来的世界秩序失衡，已经造成了深刻的“断层线”（拉詹语）。既有的国际治理框架都是基于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而形成的，已经无法有效应对深刻变化了的当下；而中国有时倾向于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理解问题，无法恰当地理解自己的崛起，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自己的世界责任。

    倘若人们不能识别出经济失衡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政治影响，则世界秩序会再度陷入危险境地当中。拉詹回顾美、德当年的悲剧，是为了警醒当下。在他看来，消费着中国产品输出的诸多国家，通过向中国融资来获得消费力，但这种经济过程背后并没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以便治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失衡，以至于国际社会在经济上丧失对中国产品的购买能力之前，可能会先丧失掉对中国出口的政治容忍度。目前的全球需求模式在金融和环境上不可持续，而由于对长远问题的思考不足，各国的国内政策眼下又难以改变，世界正被夹在这中间，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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