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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西北当局所预料的那样,江南、江东、汉中等地区出现了大批流民,人数达十几万人。
这些流民全是从西南和南方地区逃难过来的普通平民,其中大部分是燕南和臻远这两省的农民。
由于朝廷让出了燕南和臻远这两块地盘,使得上百万当地百姓被胡人所俘虏。
如今这十几万流民,全是在胡人侵占燕南和臻远两地之前提前逃出来的,这才避免了成为奴隶的下场。
由于流民实在太多,沿线城镇都大为紧张,纷纷紧闭城门,根本不敢让流民入城。
前一个月还好,大部分流民身上还存有粮食,因此人潮虽然杂乱,但总体还算安稳。
但到了第二个月后,随着流民身上的储粮日渐枯竭,甚至出现断炊后,流民潮开始变得躁动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有流民代表会跟沿途的城镇官员请求借粮,以求暂渡难关。
可是大多城镇本身存粮就有限,哪里敢借给他们。
这一借,万一城内粮食不够发生暴动怎么办?因此没有一个城镇官员愿意借粮。
然而人在饥饿的情况下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因为借不到粮食,已经饥肠辘辘的流民再也顾不得这么多,开始对周边的城镇和村庄发起了大规模的抢掠。
那些城镇为了自保,只能聚集镇民和地方卫所的士兵对攻击城镇和村庄的流民发起反击。
当双方都有人在冲突中死伤后,情况顿时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数以万计流民瞬间化身为饥饿的暴民,开始不顾一切地实施抢掠。
其中受害最严重的是周边的村落,几乎每条村子都被抢掠一空。
相比之下,一般大型的城镇倒是相对安全。
毕竟流民又不是军队,并没有专业的攻城器械。
虽然人多势众,但面对高耸坚固的城墙也无计可施,只能在抢完周边的村落后就继续往下一个府城进发。
这些流民所到之外,除了有城墙保护的城市外,几乎所有村落和小镇都会被抢掠一空,犹如蝗虫过境一般可怕。
许多当地乡民为了避免遭到抢掠,纷纷入城避难,导致城内租金瞬间暴涨。
此时各地卫所也不敢随便出兵镇压或阻拦,只能派兵固守城池,并防止城内发生暴乱。
对于这股流民大潮,包括官员和平民在内,所有人都十分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粮价不可控制地一涨再涨。
虽然各地官府明令禁止粮商囤货居奇,并严格限制粮价,但这种事并不是一纸限令可以压得下来的。
各地粮价还是不断彪升,已经逐渐接近荒年的粮价,当地百姓可谓苦不堪言。
此时在朝堂之上,关于如何处置这些流民也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
比较中庸合理的建议是把流民引导到江南各省等比较富裕的地区,然后专门划出一块地方安置他们。
因为这些地区是产粮重地,在供养这些流民的时候,至少在运输上就省掉了一大笔开销。
然而想暂时安置这些流民不难,但问题是以后怎么办?
这跟当年西北流民大规模南下不同。
当年是因为北方大旱,再加上胡人入侵才导致大批西北流民被迫南下。
只要西北旱情得到缓解,并且胡人被赶走后,西北流民自然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如今这些流民却大部分都是燕南和臻远这两省的出逃农民,而这两地现在胡人手中,究竟什么时候能夺回来,谁也不敢打包票。
有可能是一两年,也有可能是好几年,甚至是十几年都难说。
换句话说,这十几万流民究竟要留多久,完全是个未知数。
这可不是几千人或者一两万人,而是十几万人。
为了不让这些流民饿死,每天光是消耗的粮食就不是个小数目,更不要说还要帮他们搭建住处、分配田产、安置入户等各种事宜了。
不管对于哪一个地区来说,这些流民都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
即使是富饶如江南等地,也难以承受这样的重负。
除了找地方来安置流民这种比较正常的提议外,朝堂之上还有另一种更为极端的声音,那就是直接派兵镇压。
这一派声音的理由是,这些流民一路上到处抢掠伤人,已经跟暴民无异。
既然是暴民,朝廷就应该派兵镇压围剿,绝不能放任姑息。
对于这个提议,大部分官员都觉得不妥。
不是什么心慈手软的问题,主要是怕官逼民反。
要知道这可是十几万流民,一旦镇压失败,很可能会导致这些流民一起造反,那事情可就闹大了。
如今西北全境已经叛出了朝廷,西南又有胡人作乱,如果再加上这十几万流民也一起造反,那就真是天下大乱了。
这时候所有官员都等着新皇作决定,或者说,都在等着背后的安国公作决定。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朝廷名义上是顺天帝在统御,实则上真正的话事人另有其人。
终于,众所期盼的安国公当着百官的面提出了自己的奏章:将这十几万流民引导至江北边陲地区开荒种田,并在当地重建家园。朝廷方面则为其提供种子和工具,并派官员到当地协调管理。
这奏章一出,顿时引起了众多官员的惊讶。
江北地区田地贫瘠,气候多变,并非一个适合开荒种田的好地方。
尤其是边陲地区,以沙石地形居多,种树都难种,更别说开荒种田了。
一下子把这么多流民赶到那里,不怕引起民变吗?
如果是其他人提出这样的建议,肯定会遭到大部分官员的反对。
但这是权倾朝野的安国公亲自提出来的奏章,朝堂之上哪里还有人敢出声反对。
别说是官员,估计顺天帝也不会反对。
果然,顺天帝很快就同意了这份奏章,并安排官员去办理此事。
下朝以后,许多官员都在寻思着安国公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其中就包括了礼部右侍郎姚敬堂,他几乎是一下朝就来到了大哥姚敬君家里商议此事。
此时的姚敬君已经不是刑部尚书,他在几个月就以身体不适辞官养病去了,如今只是一个闲赋在家的致仕官员。
姚敬君之所以要辞去刑部尚书一职,是为了以退为进,保护姚家上下的安全。
虽然说新皇顺天帝设立缉事府主要是为了清洗和打击那些曾与大皇子有所牵连的文官,但姚敬君深知自己在新皇眼中,估计也没什么好印象。
因为他的妹妹姚氏就是西北大将军宁志远的妻子,镇国公府的女主人。
虽说女子一旦出嫁从礼法上来说就是夫家的人,但姚氏毕竟出自于姚家,这点对于新皇来说始终是个忌讳。
有鉴于此,为了不让姚家上下也受到缉事府的迫害,姚敬君于是主动以身体不适为由,提出辞官休养的奏请。
或许是因为姚敬君这么上道,顺天帝在循例挽留了一下后,终于同意了他的奏请,允许他回家休养。
姚敬君辞官后,这刑部尚书就空了出来,顺天帝很快就把自己的人推了上去,算是各有所得。
这就是当保皇派的好处,当新皇登基后,虽然不一定会受到新皇的重用和青睐,但至少不会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那些曾与大皇子有所牵连的文官,他们如今的下场就是最好的对照例子。
致仕在家后,姚敬君并没有就此放松对朝堂之事的关注,反而更加关心和在意。
因为他对新皇和安国公等人始终心怀戒备,假如事态有变,他需要马上作出反应才行。
他甚至连家人的后路都已经找好,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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